8月28日凌晨开始，北京首都机场、上海虹桥、浦东机场等安检突然升到二级，不但行李抽查率达到50%，而且旅客甚至还被要求脱下鞋子、解下皮带接受检查。平日最多只需20分钟的安检排队，一下子达到两个小时以上，让很多没有心理准备的旅客纷纷误机。

　　可能大部分中国旅客还是第一次体验到如此严格的二级安检，但在英国希斯罗机场、美国芝加哥机场、肯尼迪机场、巴黎戴高乐机场，这样的安检强度简直是家常便饭。9·11事件后，为了预防恐怖袭击的发生，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开始实施严格的机场检查。即便是由此引发有关自由和隐私权的激烈辩论，各大机场的安检始终都不曾松懈。在安检者眼中，似乎每个经过安全通道的陌生旅客，都是背着炸药包的恐怖分子。

　　这样全球性的都市紧张状态，一晃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2001年9月11日，拥有1880万人口的美国最大都市——纽约，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了资本主义象征之一的世贸大厦。随即，华盛顿五角大楼也遭到同样的袭击，前后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这是美国本土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敌对势力袭击，小布什总统一扫选举争议阴影，开始在国内和国际发动起轰轰烈烈“反恐战争”。如此背景下，国际政治框架彻底为之改变，各国根据反恐立场重新站队，大都市人的生活也因此经历了各种反恐措施的升级，严格的安检便是其中一例。

　　十年过去了。今年5月2日，9·11事件幕后策划者本·拉丹，已经被奥巴马指挥下的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击毙，3000受难者终可瞑目。人们也才开始有足够距离和智慧来审视这十年反恐是否让都市人群生活的更安全，或是让我们失去了更多的东西?

　　“先发制人”年代

　　9·11事件当天看直播的观众的反应都很类似：“这怎么可能发生?”恐怖主义者竟然可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对符号性的地标建筑进行一锤定音式的打击。如果跨国恐怖集团或者极端组织使用核弹和生化武器，那么整个大都市的灭亡都可能在瞬间发生。

　　美国人迎来了苏联解体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敌人——跨国恐怖集团。恐怖分子要比二战时希特勒和冷战时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更为彻底，他们甚至潜伏在美国本土，不需要宣战就可以用残酷的手段对重点都市进行打击。9·11事件让一直过和平生活的美国人，开始产生了全民恐慌。在恐慌中，人们想的不是自由，而是绝对安全：如何完全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2002年6月1日，小布什在西点军校200周年庆上就反恐政策发表演讲：“我们不能靠善良愿望来保卫美国和朋友;我们不能相信暴君的话，他们郑重签署不扩散协议却有系统地撕毁;如果我们等待威胁成型，那么为时已晚;我们的安全需要转化为依赖我们领导的军事力量，必须时刻准备打击世界任何黑暗角落;我们的安全需要所有美国人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必要时准备以先发制人(preemptive)的行动来保卫我们的自由，保卫我们的生活。”

　　这是小布什第一次清晰地表达“先发制人”式的美国反恐原则，并随后写进9·11一周年后白宫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人们把布什国际反恐政策总结成“布什主义”(BushDoctrine)：第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把窝藏恐怖分子的国家等同于恐怖主义集团;第二，“先发制人打击”，在敌人可能侵入美国国土之前，在海外予以打击;第三，在威胁成形之前予以处置;第四，推广自由和希望，以取代敌人压迫和恐惧的意识形态。[nextpage]

　　有趣的是，就在布什西点讲话发表20天后的6月21日，美国上映了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科幻片《少数派报告》。影片描述了在未来的2054年，政府有专门预防尚未发生犯罪的“预防犯罪局”，但本是预防犯罪警察的主人公却随即成为“预防犯罪”行动的牺牲品，为不曾发生的“罪行”受到追杀。著名哲学家齐泽克发表影评，认为这就是对“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的文学化批评。

　　齐泽克点出了反恐战争和反恐措施的两难局面。在法治社会，惩罚都是针对“犯罪后”(post-crime)证据基础上的。不但如此，还要有“无罪假设”、“适当程序”，才能为嫌疑人定罪，所以公民不可因为一个还没有开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但这样无法防止恐怖袭击，因为一旦发生，整个城市都可能毁灭，任何惩罚都变得毫无意义。于是，全世界迎来了“先发制人”的反恐年代，“犯罪后证据”、“无罪假设”、“适当程序”在很多领域都被抛弃了。

　　世界反恐列车

　　第一时间，包括萨达姆在内的全球领袖都对9·11事件进行了严厉谴责，而联合国安理会于2001年9月12日、28日无异议通过联合国1368、1373号决议，授权美国和盟国以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要求各国全力配合。

　　有了两项联合国决议的最高反恐授权，从此各国因不同目的跟美国坐上了反恐列车。第一阵线是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样西方盟国，因为意识形态类似，本身就是基地组织威胁和打击的对象，所以当然义无反顾支持参与美国为首的两场战争，并且在国内实施严厉的反恐措施;第二阵线如俄罗斯、中国、印度，本身并不是基地组织的直接攻击目标，但出于国际政治战略考量和自身恐怖组织问题，也搭上了国际反恐便车，重新定义自身的外交政策和国内安全政策，以适应彻底变化的时代，最大化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各个国家的大都市来说，改变来得有些根深蒂固。从此，无论是在肯尼迪机场、戴高乐机场、希斯罗机场、法兰克福机场、甚至是北京首都机场，人们都必须适应严密到脱鞋、宽衣解带式的安全检查。在伦敦普通的地铁入口，你能看到夸张的20多个闭路监控摄像头。公民团体开始被政府常规窃听，而大量无理由搜查和关押的事情也不断发生。

　　俄罗斯车臣局势、中国新疆问题以及印巴矛盾，也被定义成反恐战一环，美国国务院一改之前的暧昧态度，把部分车臣分裂团体、东突分裂团体和巴基斯坦的部分极端势力定义成恐怖团体，和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开始了全球反恐合作，国际政治沧海桑田。

　　此后，“基地”组织针对都市人群直接策划的更大袭击再没发生，但在如此高强度的国际联合防范下，在西班牙马德里、英国伦敦和印度孟买等大都市，却依然发生了和基地组织相关的恐怖主义袭击。

　　2004年3月11日，在有560万人口的马德里市阿托查火车站，发生了十次爆炸的恐怖袭击，导致200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这次事件被证明是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摩洛哥伊斯兰战斗团”发动，当天正好是9·11事件发生后911天;2005年7月7日，在有850万人口的英国首都伦敦，地铁系统和一些公共汽车车站发生7起连环爆炸，最后导致56人死亡，“欧洲圣战组织基地秘密小组”宣称对连环爆炸负责;2008年11月26日，在有2340万人口、印度最大城市孟买发生了连环恐怖袭击，数百人死伤，整个恐怖袭击通过电视和新媒体整整直播了24个小时。

　　因为无法对没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所以我们不能准确判断反恐十年措施的有效性。但2011年5月2日拉丹终被击毙之后，基地组织——这个十年来世界反恐战争的真正敌人，终于开始走向毁灭，而反恐十年也渐渐宣告结束。[nextpage]

　　被捆绑的自由

　　世界各大都市的人民，都为这反恐十年付出了一定的自由代价。第一，在大都市，安全控制成为一种文化，暂时性措施成为常态。谁都能接受在纽约9·11、马德里3·11、伦敦7·7、孟买11·26之后世界大都市中极为严格的安全检查。在这十年中，当旅客通过极为严密的机场、地铁、火车站安检时，大概内心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宽心，至少通过这道门之后，就很少会有类似纽约、马德里、伦敦的悲剧发生。同理，在奥运会期间的北京，世博会期间的上海，严格的地铁和场所安检也会让大部分乘客和盛会参与者理解。之前批评伦敦街头监控摄像头过多的公民团体，在伦敦7·7事件之后也降低了抨击力度。因为这个时候，这些平日很讨厌的摄像头，也许是救命的天使。

　　问题是，紧急状态下的暂时措施不会轻易被撤销。没人能打保票恐怖袭击不会重新再来。当伦敦7·7恐怖袭击发生近两周年，英国人开始讨论恢复部分城市的开放性时，马上在2007年6月30日下午就发生了苏格兰格拉斯哥机场未遂恐怖袭击。因此，在世界性的大都市，安检、摄像头监控、警察盘查，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人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在监控、盘查下生活，开始在生活方式中接受“被控制”的文化。

　　第二，反恐导致保守政治团体上台，立法者更加倾向削减公民自由。之前并没有得到多数选民支持的小布什，一跃成为明星总统，而名声不好的新保守主义，也一度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主流。美国国会很快给予总统发动战争特权，也很快通过了《爱国者法案》，授权政府可以绕开法律程序，对和恐怖主义相关的人或团体进行监控、窃听、关押和审讯。

　　由于反恐战争既是战争、又不是战争的模糊概念，美国当局在法律上不是美国领土的关塔那摩建立关押恐怖分子的监狱，大量虐囚事件因此发生。在伊拉克阿布格里卜监狱发生的美国军人虐囚丑闻，更让全世界人民醒悟，这样不受限制的反恐措施已经走得太远。

　　过去这10年，甚至也是公民自由和法律程序被主流媒体遗忘的时代。一位穆斯林会很轻易地被警方搜查，而保守政客和媒体对移民的抨击，已经到了赤裸裸的地步。这些跟随小布什的西方政客，完全不审视“布什主义”的“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先发制人”、“预先防范”等观念有什么内在矛盾，做一些与他们宣称相反的事情：用新的恐惧来取代恐怖主义。

　　第三，安全和自由的政治辩论在网络时代进入新阶段。随着社交网络崛起，人们除了拥有城市生活之外，还拥有了网络生活。因为反恐授权，各国政府对恐怖主义行动也延伸到了赛博空间。有意思的是，由于隐私在网络空间被重新定义，人们更愿意在社交网络上公开自己的信息。这样，反恐网络监控就变得更加简单，对监控者来说，互联网上随处都是摄像头。

　　即便如此，各国政府对都市的控制欲并不因为网络空间使反恐简化而变得收敛，他们纷纷对互联网进行了程度不等的控制甚至审查。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最著名的争议便是英国首相卡梅隆在伦敦青年骚乱后，希望对社交媒体(如黑莓消息机制、Twitter和Facebook)在紧急状态下进行审查。此举引起公民社会、全球媒体的激烈争论，最终计划搁浅。

　　社交网络时代，各大城市的恐怖敌人可能也会演化，但在9·11十周年之际，审视十年各国大城市的得失，我们不得不赞赏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在悼念发生在前不久的枪击案受害者时的回答：“面对暴力袭击，我们需要更多的自由和开放、更多的政治参与。”

　　能说出这样的话，需要历史的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