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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巴马命令联邦政府雇员相互监视

据美国麦克拉齐报业集团网站7月10日报道,据有关专家和政府文件透露,为了杜绝未来泄密者和其他安全违规者,奥巴马总统命令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举报同事的可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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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麦克拉齐报业集团网站7月10日报道,据有关专家和政府文件透露,为了杜绝未来泄密者和其他安全违规者,奥巴马总统命令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举报同事的可疑行为。

  根据“内部威胁项目”的要求,数百万联邦官员和承包人必须提防同事中的“高危人物或行为”。那些不举报的人则有可能面临处罚,包括刑事指控。

  在陆军上等兵曼宁非法下载了25万份美国政府的机密资料转交给维基解密后,奥巴马在2011年10月发布行政命令,授权该项目。这个命令几乎覆盖所有联邦部门和机构,包括和平工作队、教育部以及其他并未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

  根据麦克拉齐先前获得的未公开的政府文件,该项目并未广泛引起公众关注,当政府雇员被同事举报有“内部威胁行为迹象”时,安全调查就可以启动了。当计算机网络监控检测到“可疑用户行为”,并报告给“内部威胁人员”时,也可以引发调查。

  联邦雇员被要求要特别注意同事的生活方式、态度和行为如经济麻烦、奇怪的工作时间或原因不明的旅行以此预测他们是否可能“损害美国”。内部威胁专用办公室的管理人员将“定期、及时,而且可能的话,通过电子设备访问”雇员的人事、工资和“私人交往”文件,以及他们使用机密和非机密计算机网络的记录、测谎结果、出差报告和财务报表。

  过去几年,经过对曾经被发现暗中侦察、泄露机密信息、窃取公司机密或从事破坏活动的公私职员的大量研究,确认了能够提供可能的威胁线索的心理档案。当局官员希望政府工作人员接受培训,学会寻找这类迹象并报告,以便将下次违规行动扼杀在摇篮里。

  美国国家反间谍办公室发言人吉恩·巴洛正在帮助实施“内部威胁项目”。他说,“我们在过去的间谍案中发现,人们会看见可能有助于识别间谍的事,却从来不报告。因此,该项目就是要告诉人们应该报告哪种活动,如何举报,以及举报的重要性。”

  然而,就连政府的顶级科学顾问也在质疑这些技术。那些专家表示,试图通过行为监测来预测未来的行动尚未被证实是有效地,还有可能造成非法的民族和种族歧视以及侵犯隐私。

  2008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有关侦查恐怖分子的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关科学界或委员会并没有就行为监测或心理监测技术是否完全做好投入使用的准备达成共识。”

  该报告的撰写人之一、卡内基·梅隆大学统计与社会科学教授斯蒂芬·费恩伯格说:“做一些类似于预测未来泄密者的事似乎更具有投机性。”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接受雇用或维持政府或联邦订约人工作时必须服从广泛的背景调查、测谎仪测试和安全调查,而且调查侧重于个人生活方式、态度和行为。美国政府是世界最大的雇主之一,监督着日益扩大的海量信息。

  “内部威胁项目”命令将近500万有阅读机密文件权限的联邦工作人员和承包商接受识别可疑行为迹象的培训,允许个别部门和机构将此要求扩大至他们的所有员工,而这是军方已经在做的事情。

  麦克拉齐获得的一份文件称,培训应该针对“工作和私人环境中当前和潜在的威胁”,并侧重于“通过清除雇员和向“内部威胁”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指定官员报告可疑活动来侦查潜在内部威胁的重要性”。

  美国白宫、司法部、和平工作队、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国土安全部和教育部拒绝回答有关该计划实施的问题,却发布了几乎相同的电子邮件,声明英直接询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凯特琳·海登在声明中表示,“内部威胁项目”还包括“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和隐私”的额外保障,但是她没有详细说明。她补充说,曼宁把机密泄露给维基解密说明当时的机密材料保护“不恰当,使我们国家的安全处于危险境地。”

  即便如此,此项新举措并没有阻止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取得该机构国际国内通讯监控计划的绝密文件,并将其泄露给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

  内部威胁包含“通过间谍活动、恐怖行动、未经授权披露国家安全信息或通过部门资源或能力的丧失或退化做有损美国的事”。一份制定“行政部门内部威胁计划最低标准”的文件称。

  麦克拉齐获得了这份文件的复本。它由根据奥巴马的命令成立的内部威胁工作编制,并由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和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负责。麦克拉齐还获得了该小组的最终政策指南。白宫、司法部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都拒绝阅读两份文件的申请,而它们都非机密文件。

  尽管这些机构与部门还在制定他们的计划,但是有些雇员已经被要求监视同事的“迹象”,包括压力、离婚和经济问题。

  被问及行为分析的无效性时,巴洛表示,该政策“并未授权”雇员报告行为迹象。他说,“那只是让雇员学会判断可能预示着某人会从事不适当活动的基本活动或行为。这都不需要特殊才能。如果你看到有人在看他们不应该看的机密文件,尤其是这种情况多次发生,而且在你看他时,这个人显得很紧张,那就是值得怀疑并应该报告的活动。此后,内部威胁团队会考虑相关事实,得出有关此活动的结论。”

  然而,这个计划赋予这些部门与机构超越白宫基本要求的灵活性,从而激励国防部在其战略中授权有权阅读机密文件的工作人员“必须识别因未经授权的披露可能造成的损害,并了解他们可能面临的处罚。”它将未经授权披露机密信息与“帮助美国的敌人”划上了等号。

  这些政府文件称,所有涉及该计划的部门和机构必须密切跟踪其雇员的在线活动。通过监测收集到的信息“有可能被用于对付他们的犯罪、安全或行政诉讼”。研究这些工作的专家表示,可疑行为包括访问某人不需要或未经授权查阅的信息,或在限制或禁止使用移动存储设备时,将材料下载至指状储存器之类的设备上。

  “如果正常情况下,你每周打印20份文件,而下周你必须打印50份或100份文件会发生什么?那就可能与你的正常活动不相符,那就有可能受到调查。”

  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计算机应急反应小组内部威胁中心代理负责人兰迪·切恰克说,“我们提出了各种模式。我们认为可供各种组织考虑确定某人何时可能走到危害组织的地步。”他的组织已经分析了800多个案例,并与政府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方面进行了合作。

  但是,研究以及其他依赖于分析的计划显示,这种模式始终没有得到验证,有可能使雇员对举报违规行为更反感,也有可能导致虚假指控。

  五角大楼、美国情报机构和国土安全部已经在一系列研究项目上投入了数千万美元。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开发出能够用来明确识别少数可能违反国家安全法的工作人员行为列表。

  卡内基·梅隆教授费恩伯格说,“我们是在大海捞针。”

  不同的机构和部门有不同的行为迹象列表,而且大多数采用传统的间谍示警信号。其中包括经济压力、漠视安全实践、原因不明的国外旅行、不正常工作时间和来路不明或突然到来的财富。

  但是,这些机构及其顾问添加了他们自己的指标。

  举例来说,联邦调查局内部威胁检测指南提出警告,要私人保安人员和经理注意“詹姆斯·邦德崇拜者”和“忠于另一个人、另一家公司或美国以外的国家的人。”

  受到最严厉批评的也许是交通安全管理局通过观测技术筛查的乘客计划(SPOT计划)。该计划耗资8.78亿美元,雇用了2800人,利用“行为检测官员”通过审查航班乘客的“压力、恐惧或欺骗”信号来识别潜在的恐怖分子。

  国土安全部总检察长在2013年5月的报告中痛斥该计划说:“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无法保证在美国机场的乘客得到客观的筛查,也不能证明该计划物有所值或合理证明该计划扩张的正确性。”

  《纽约时报》获得访谈和内部投诉援引安检人员的话说,SPOT通过突出某些特定描述画出了民族和种族轮廓,其中包括中东人、前往迈阿密的拉美裔和戴着棒球帽的非洲裔美国人。

  与让雇员举报同事可疑行为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并不确定哪些行为预示着安全威胁。”

  “现场的雇员不反对报告真正的安全违规行为。事实上,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们很愿意充当政府的眼睛和耳朵,”五角大楼国防人员安全研究中心在2005年的研究报告里称,“他们只是弄不清到底什么事情重要到值得报告。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对报告灰色地带的行为感到极度痛苦。”

  在政府部门里,麦克拉齐只联系到一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的陆军官员,他承认识别潜在内部威胁比依靠行为列表更复杂。

  “我们想说的是,如果你有怀疑,就报告,而调查人员要做的事是摸清底细:‘这只是谣传,还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军方高级反间谍安全官员拉里·吉利斯说。

  在尼达尔·哈桑少校事件之后,陆军实施了一项艰难的计划。据称,2009年,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哈桑在德克萨斯胡德堡军事基地暴乱中杀死13人,没有接受审判,并表示他在捍卫阿富汗的塔利班。

  吉利斯说,军方不希望某个计划“让人们互相告发,”也不希望鼓励人们产生成见。“我们并不喜欢制造开除士兵的理由。因为某些小事把士兵从部队开除是件大事。我们不希望因为一些虚假的指控而毁掉一个人的职业。”

  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担心,奥巴马的内部威胁计划可能导致整个政府内的虚假或报复性指控,部分因为安全官员有权访问其正常权限以外的信息。

  他们还嘲笑利用可疑行为报告来预测潜在内部威胁的想法过于热心和简单,并表示专业间谍猎人学会自己的技能尚需几年时间,依赖没有经验者的观察有可能导致无根据和歧视性调查。

  “看这些行为,任何人都是外行。”托马斯·芬加说,他是美国国务院情报局长,负责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工作,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为总统准备绝密情报分析。

  芬加说,同事应该“注意到”同事的个人问题,以便提请他们咨询,而不是作为潜在的安全违规者举报他们。“这只是因为他们是同事,是可信任的伙伴。”

  负责监督美国间谍卫星的高度机密机构美国国家侦察局前总监察长埃里克·费尔德曼表示担心:依靠工作人员向安全官员举报同事的可疑行为可能形成“压制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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