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沿袭了数十年低端、组装、代工(OEM)、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的路径选择，其路线图是，先来一个时尚概念，比如智能制造、生物医学工程、新能源等，各地竞相布局，高价引进国外设备、零部件，或以市场换技术，待到具备相应技术和能力时，便出现了产能过剩，低价向国外出售，于是又引来国外的反倾销。

　　新兴产业意味着可创造更高的附加值，但我国一些新兴产业没有获得高利润反而跌进低附加值陷阱。一些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并没有本质区别。事实上，我国一些高技术企业，仍局限在组装、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处于价值链的弱势位置上，并继续付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

　　这种路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年来的浮躁气息的弥漫，前脚踩油门，后脚踩刹车。比如光伏产业的环保节能基因决定其必然是朝阳产业、新兴产业，用“烈火烹油”来形容当初我国光伏产业突飞猛进不为过。几年前，全国有2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千亿元光伏产业基地或产业园区，而彼时全国市场容量还只有3000亿元。2011年我国光伏组件总产能达30GW，而全球装机量只有20GW。产能无序扩张和过剩，我国光伏产业仅仅经过几年便遭遇灭顶之灾。

　　由于没有统一的能耗、占地及环保标准，我国多数多晶硅企业在成本、质量等方面很难与国外企业抗衡。据美国投资机构MaximGroup统计数据，我国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的债务累计已高达175亿美元，约合1110亿元人民币，整个光伏产业已接近破产边缘。其标志性事件是光伏“双子星”赛维和尚德的陨落。

　　作为我国光伏业巨头，赛维曾头顶世界第一大太阳能多晶硅片企业的桂冠，董事长彭小峰一度跻身新能源首富。当产业步入寒冬期后，因资金链断裂、近300亿巨额债务缠身、供应商逼债，把赛维逼向破产重整。光伏双子星中的另一颗，全球最大光伏产品和面板制造商尚德，是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中国民企，曾经一年花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活动上的资金就有6000万之巨，风光无二。当负债超过200亿，尚德在美国发行的债券于2013年3月出现违约，次年2月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地方政府的GDP情结也是中国光伏产业盛极而衰的推手。评判地方官员升迁的标准中，GDP一直是最重要的考核目标，加上各地关于就业、税收等方面的考量，地方官员都有动机去铺摊子，扩大投资。政府不但一手将这个行业捧大，给予该产业各种特殊的政策优惠，而在其产能过剩时又没能及时合理引导，反而继续提供各种支持。在光伏行业蒸蒸日上的日子里，地方政府主导建立了众多的“太阳城”和“光伏产业园”，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引来更多的光伏企业和项目上马。以江苏为例，这个全国光伏第一大省自2008年开始，先后建设了常州、无锡、金坛、常熟、镇江、扬州、盐城、徐州、泰州、高邮、启东、苏州等光伏产业园。在缺乏人才的盐城，也打起了光伏产业的旗号。其实有许多光伏产业园，只是做点与光伏产业多少沾点边的低端产品、外围产品。

　　2016年是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开局之年，可以这么说，如何在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在推进中杜绝盲目粗放扩张，避免重蹈光伏产业的覆辙，以新兴产业为龙头的我国制造能否脱胎换骨转型，关键要看是否真正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

　　首先，要更新观念。新兴产业要有新颖的发展路径。机器人、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必须另辟蹊径，通过发展路径的创新，提高我国在全球新兴产业中的国际分工地位，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要制定布局规划。创新资源是有限的，市场空间也不是无限的，不顾市场发展规律、一窝蜂地盲目投资会产生新的问题。要防止各地一哄而上，项目审批必须严格，不但在总量上要控制，在微观上也要把关。合理的布局规划是避免重蹈路径依赖的要害所在，要根据市场需求总量来规划产业布局，用规划来约束扩张冲动。

　　再次，有序发展新兴产业，机制体制变革是核心问题，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但只要矢志不渝、一步一步推进，成效最终会显示，这也是长久之计。必须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不要拘泥于眼前的GDP增长。

　　此外，还需及早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针对关键技术部署研发力量，对“关键的薄弱环节”给予足够的研发投入。在重大技术节点抢先技术突破并注册专利，以专利捍卫新兴产业。技术可行性一旦确立，应尽快制定行业或国家标准，并抢占国际标准。